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杨书涵 刘宗宇 韩雨辰 杨卓悦
在很多人眼里，大学老师自带光环：时间自由、社会地位高、拥有令人羡慕的寒暑假。
然而，当记者走近这群被称作“青椒”的高校青年教师时，却发现光环之下，是一部分人正在经历的、亟待被看见的真实困境。
这并非一个简单的“轻松”或“不轻松”就能概括的群体。在这之中，充满了挣扎、坚守和希望，交织着极其复杂的现实。
光环之下，是被“切碎”的时间
“过去这一年，我只有两天，是晚上12点之前睡觉的。”这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某本科高校青年教师柳莉在查出肿瘤后，在社交平台上写下的一句话。当时工作太忙，她没声张，也没急着做手术。直到手术当天，下午进手术室，术前半小时她还在病床上“写本子”（写项目申请书）。
这不是个例。天津某重点高校青年教师舒娅的遭遇同样让人揪心。作为“985”高校的文学博士，她入职第一年的暑假原本计划写论文。但父亲突发疾病，照料之余，她中途抽空办了场简单的婚礼给父母一个交代。好不容易有时间写论文，却又突然接到通知：新学期要开一门新课。
“面对的是学生，良心上过不去。”她只能马不停蹄地备课。工作以来，她晚上七八点甚至九点多都会接到电话，被要求处理各种突发杂事。最崩溃的一次，学校下发了一个“无穷大”的表格，一张电脑屏都装不下，第二天还要上《现代汉语课》。
“本想请学生帮忙，但光把要求复述一遍给学生，就觉得精疲力尽。”那天晚上，她崩溃地哭了，最终还是自己熬夜填完了表格。
除了行政杂务，青年教师还深陷考核泥沼。在山东一所民办本科高校，青年教师武彦坦言，为了在“非升即走”中存活，大家不停卷学历、卷海外经历、卷基金项目，甚至卷年龄。
武彦无奈地笑道：“大众以为学生放两个月，大学老师也能放两个月。其实在我们学校，老师也就放一个月，其中20多天都是在工作。”
在南方地区，也有青年教师面临着严苛的聘期考核。有老师透露，在几年之内必须完成多篇论文，最难的是要拿到国家级社科或自科项目。如果没拿到，就不能转成长聘编制，只能走人。他还表示，学校越好，压力越大。
“从学生到老师，我一直没离开过校园。原本我们是怀揣学术理想，现在却像个‘科研临时工’。”柳莉叹息道，工作中会有各种繁杂事务交织，专注力一旦被打断，就很难再接续。
被谁逼入如此境地？
个体的疲惫并非孤例。《“内卷化”视角下科研人员过度劳动问题研究：以高校教师为例》曾面向全国百余家高校教师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，结果显示受访高校教师过度劳动问题较为严重，高校教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1.64小时，84.44%的样本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，其中中度和重度过度劳动合计超过一半。
有些高校教师指出，除了有科研和教学任务之外，他们还被要求承担行政事务，通常情况下，交表格、写材料这类工作通常会有明确的截止日期，因此往往会被优先安排。这样一来严重挤占了教学备课时间，科研时间也被大大压缩。而对高校教师来说，多任务的频繁切换已经成为常态。
究竟是什么将青年教师逼入如此境地？记者采访中发现，这并非管理者的刻意为难，而是在各类评估密集推进的背景下，大量本该由专业体系承接的事务，被打包成“岗位历练”转移给青年教师。资深教师锚定重点项目，青年教师自然就成了“接盘侠”。
此外，除了“行政杂务泛用”，“非升即走”的生存焦虑是另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。重庆某公办本科高校青年教师谢楠今年30岁，工作四年。据她坦言，当初就是因为觉得科研压力太大，最先排除的职业就是大学老师。
但现实比她想象中更残酷。工作后她发现，身边很多年轻女教师都面临着“升职还是生育”的艰难抉择。生育往往要花费至少三年时间来恢复，但大家都不敢停下。很多女生非常拼，孕期坚持工作，产假期间也没有完全放弃科研，一结束就立刻投入战斗，“感觉大家都是在兼顾，没有说丢一方抓另一方的。”
这种高压的根源究竟在哪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，高校老师过得是不是体面轻松，与他们在大学中的权力大小、评价体系，以及大学生态直接相关。
“实际上，现在依然有少数老师过得比较轻松，但绝大多数老师过得是不轻松的。”储朝晖认为，最关键的症结在于教师的专业定位。大学教师的专业工作需要极高的自主性，不同于工厂或行政机构。然而，当前部分高校的管理评价过于集中，使得青年教师被安排在很小的范围内，很难动弹。
“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，可能其他的减负政策发挥效果也未必好。”储朝晖担忧道，功利化的科研评价导向正在透支青年学者的未来。
谁来为“青椒”松绑？
面对困境，国家层面已经给出了强有力的回应。教育部等六部门去年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》中明确提出，要改革科研评价和教学考核机制，减轻非教学科研负担。今年印发的《教育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则指出，要加强对高校人才自主培养质效、科研创新产出、服务贡献能力的绩效评估，营造开放包容、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。
在评价机制的重构上，多所高校已经探索出了可行路径。复旦大学在长聘制教师聘任合同中明确，人才培养职责占比达到40%，学校“双一流”绩效中，育人和科研的分配比例也从1:1调整为2:1；清华大学则推出“笃实计划”，面向基础研究青年教师提供最长九年的稳定支持，不设置论文与项目硬指标。
对于高校教师最迫切的减负诉求，有高校从制度和实践层面发力。
湖南工业大学出台《教学单位高质量发展考核办法（2025版）》，减少过程性材料要求（如会议记录、台账数量），增加实绩权重，减少跨部门重复报表，增加部门数据引用，减少约束性指标，增加特色发展加分项；哈尔滨工业大学则建立“横纵向结合”的校院两级人才服务专员制度，为青年教师提供“一对一服务”，进行政策解读、待遇落实、人文关怀等全方位发展指导和全链条个性服务，充分将青年教师从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。
这些改变，让不少一线教师看到了希望。
谢楠说，虽然压力大、工资不高，但这份工作蛮有意义。她发现课堂上的学生都特别乖，尤其是大一学生，每次课上抬头看她的那一刻，自己都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很有值得。
舒娅也表示，面对现在习惯用AI查常识的大学生，她上课第一句话就是：“AI能查到的知识，我一个字都不讲。”她抛出问题，讲一些AI无法自动得到的知识来吸引学生。从大一学生身上，她看到了没有被磨灭的真诚热爱和理想。这些纯洁的心灵治愈了她，让她觉得收获年轻生命的认可，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。
在聊城大学学生工作处学生职业发展中心，记者见到了曾在国企工作十四年，后因热爱投身高校教育事业的陶珊珊。她指出，教师、科研、行政事务交织，加上“上有老下有小”的家庭责任，压力是多维度的。但自己始终认为，如果教师群体的发展空间不好、状态容易出问题，就会直接影响学生。
“国家并不是视而不见，而是马上反应，甚至在文件层面有调整。”陶珊珊注意到。对她来说，在做繁琐的表格材料时，她会告诉自己要对得起职业操守。在解决学生困惑、给学生赋能的过程中，那种获得感，能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事务性工作带给她的疲惫感。
师生关系是教学中最关键、最重要的关系，教师的状态势必影响学生的状态。储朝晖特别指出，当教师疲于奔命，当教师没有时间思考他的使命，那学生也会是这样，“如果大学想把质量办高，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，就需要有更多大学老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而不是被日常工作挤压。我觉得这是应该有的一个理想状态。”
当大一学生抬起头，用清澈目光看向讲台的时候，谢楠觉得，所有疲惫都在那一刻被救赎了。她想，潜心做科研，心无旁骛去教书，或许这才是大学老师最该有的样子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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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说|大学教师的情怀，不该被无底线的消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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